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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熔：我在刘村中学当校长-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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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也就是1994年8月，我被临汾市（现尧都区）教育局任命为刘村中学校长。到1998年8月辞去校长职务，我在刘村中学工作了4个年头。乌飞兔走，光阴如梭，弹指间10个春秋已经逝去。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在第2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写下这些总结和反思的文字，为自己，也为我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你们把方熔推上了断头台”
刘村中学是临汾市的一所完全中学。解放初期曾是省立临汾二中，与临汾一中、临汾师范成鼎立之势，颇有影响。1958年改称刘村中学，长期以来是临汾县中学教育的“主力部队”，我就是1965年在这所学校读完初中的。1985年临汾市、县合并以后，高中教育的重点向城区转移，刘村中学的优秀教师大批进城，生源逐渐萎缩，教学质量不断下降，学校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到了90代初，刘村中学出现了两个“奇观”：一是老师们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纷纷在校园内养鸡“创收”，学校俨然成了鸡场，农村集贸市场上刘村中学卖鸡蛋的老师和他们的家属排起了长队。二是学校的围墙多处被村民推倒，校园四通八达。一到开饭时间，村民们便蜂拥而至叫卖饭菜，学校也成了自由市场。随之而来的是部分教师职业道德的严重滑坡。校园里吃喝风和麻将风盛行，致使有的班里整天无人上课。“教不严，师之惰”，1993年高考和中考，刘村中学竟剃了两个“光头”：全校6个高中班没有一名学生考上大学，2个初中班也没有一名学生考上分数线很低的本校高中。这一极其低劣的教学成绩使上下震惊！到1994年我上任时，这所在极盛时期曾超过2000名学生的完全中学只剩下9个教学班，300多名学生。刘村中学的师生和临汾河西的群众急切地呼唤：“救救刘村中学！”
当时刘村中学的校长年近花甲，自感无力回天，早有退意，市教育局也在为“换帅”之事举棋未定，而我在嘉泉实验学校工作了12年之后也准备“挪窝”进城工作。一次在与时任市教育局长的亢东升同志闲聊时，我们谈到了刘村中学。我想到了我的母校，他想到了我，我们一拍即合。在研究人事安排的局长办公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提出：方熔教学是把手，虽然在小学校担任副职，但是没有当过大学校的领导，再说他待人处事比较死板，恐怕难以担此重任。亢东升同志却坚持说我行，最后一锤定音。后来亢局长告诉我，时任临汾市市长的陈海鹏同志听到此事后对他说：“你们把方熔推上了断头台！方熔搞教学研究是内行，搞行政领导是外行，你们不要把这个人才给毁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众多的期望和质疑声中到刘村中学走马上任的。当时不少人说我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我告诫自己：你要学习诸葛亮的精神，但绝不能要他的下场！此一去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失败对于我、对于刘村中学和担着一定风险任用我的教育局意味着什么，我都十分清楚。现在回想起来，我去刘村中学当校长也是在“赌一把”呀！
拼搏四年，毁誉参半
上任以后，我带领全体师生艰苦创业，奋力拼搏，使刘村中学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校园面貌变新了。我们多方筹资改造校舍、绿化校园，并发动全校师生开展建校义务劳动。3年以后，昔日破旧不堪、满目疮痍校园的变成了整洁美观、绿树成荫的花园式学校，教学设施设备和学生的食宿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刘村中学像个学校的样子了。其次是教学秩序变好了。经过坚持不懈地大力整治，过去纪律松弛、秩序混乱、学生无心学、老师没法教的情形不复存在，一个纪律严明、秩序井然、老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的局面基本形成。刘村中学的老师像个老师的样子、学生像个学生的样子了。最后是教学质量变高了。由于育人环境的改善，我上任的第一年，刘村中学就实现了中考中专达线“零”的突破；从第二年起，教学质量开始全面回升，高考成绩也渐有起色。此后3年，高考达线的学生（含职业高校和体育、艺术特招生）从无到有，从个位数逐渐变成了两位数，刘村中学从临汾市高中教育的“第四世界”重新回到了“第三世界”。对于这些变化，人民群众是最具权威的裁判员。他们对我们最公正的评价就是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刘村中学来读书。到我离开的1998年，全校的学生数达到了1400人，比4年前的300多人将近翻了两番，刘村中学门庭冷落的萧条景况从此成为历史。对于这些变化，上级领导也给予充分的肯定，4年当中，刘村中学有2年被评为临汾市教育系统红旗单位，1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我则连续2次被授予临汾市“十佳校长”称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4年内获得这么多的奖励，在全市教育系统是独此一家。
但是，在这4年当中，工作的阻力和反对的意见始终存在，我的严格的管理制度、强硬的工作手段和激进的改革举措引起了不少同志的怀疑和非议，在刘村中学以至于临汾市的教育系统，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1997年暑假，一位刚刚办了病退手续的老师在学校散发了一封给我的公开信，从政绩、施政、决策、用人等方面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信中写道：“看来你最大的成绩莫过于改变校容校貌。铁栅隔离，高墙封闭，花草斗妍，树木葱绿，给人以舒适优雅之感。禁止、处罚标语到处可见，加上管理人员恶煞似的吆喝，使人隐约有误入白虎节堂之怵，增加了几分学府的不和协。……至于教学成绩，我实在不敢恭维。”“你不乏志气、才气，却少人气。人者，仁也。……当领导应施仁政，行王道，勿霸道。你说过你善于谋事，不善于谋人，好像是行王道。我认为，不善谋人便不善谋事……‘无情未必真豪杰’……看来你真比共产党还共产党，还是别忘了父老乡亲为好。”“作为校长，你是一校的当然决策人，你的聪明才智确实出类拔萃。但‘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能过于自信，过了头就成了自傲，显得刚愎自用。以前有个民主集中制，不知现在还适用否？现在实行校长负责制，权力大了，但我觉得应分清校长与家长、负责与专权、有限与无限的界限。”“不能以己之才，量他人之能，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是自己能行。退一万步，就是你比别人强一万倍，也只可有盛气，决不可凌人。轻视他人必将被他人轻视，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永远平衡。”“老教师有宝贵的经验，可有点倚老卖老；有两下的人又棱角太尖：都难使唤。干脆牛杀了，驴卖了，烈马撵了。中层领导，这不顺心，那不称意，让你成摆设，有职无权。到头来你真成了孤家寡人。”“回想你上任时我有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全校大会上要你新官上任不要点火，只要烧香；可你冲天大火烧了一把又一把，每学期都有改革新举措，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改革家的气魄……”
可以说，这封信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刘村中学一部分同志当时的意见和情绪，也是兜头给我泼了一瓢凉水。当时学校领导班子研究以后，意见是不予理睬。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封信稿上写了以下的评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态度：
“站着说话不腰疼。说长道短，评头品足，发高人牢骚，闹名士脾气，何其清高与超脱，但是哗众取宠之后，剩下的还有什么？“旁观者未必清。如果立场有问题，心态不正常，即使置身局外，也难免雾里看花，镜中望月，甚至可能清浊不分，黑白颠倒。“打铁先得本身硬。自己一塌糊涂，哪里还有教训别人的资格。演惯了反派角色的人硬要演正面人物，不也像陈佩斯一样滑稽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浪淘沙，过客匆匆。不愿虚度年华的年轻人：才能的磨砺固然重要，品德的修养才是根本！多做实事，少说空话；多学本事，少长脾气；多讲奉献，少谈索取。前车之鉴，慎之慎之！”
如今时过境迁，当事人大都已不复“身在此山中”，应该能够心平气和地审视那一段历史了。具体的是非曲直姑且不论，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是应该承认的：第一，那封信是对我3年来“矫枉过正”行为方式的强烈反弹；第二，它多少打中了我的“软肋”；第三，作为刘村中学发展变化的主体——全体教职工，不论“正方”也好，“反方”也好，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以不同的存在方式为刘村中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没有铁锤，要铁砧何用？没有铁砧，铁锤如何发力？而璀璨的火星正是两者“亲密接触”的产物。据说毛泽东在听到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后彻夜难眠——他失去了对手，也就失去“搭档”，此后只能与孤独为伴。
“方熔学好了还是学坏了？”
初到刘村中学，我就刻意树立清正廉明、秉公办事的“包公”形象，要先使自己“硬”起来，然后再去“打铁”。没想到，我的第一“锤”竟打到了我儿子的头上。我到刘村中学任职后，我的小儿子也跟着我来刘村读初中。开学第二天，他所在的年级进行摸底考试，他和几位同学交卷比较早，但是回不了家（我的家在校外）。因为开学前，我带领老师们把学校的围墙全部修好；开学后，校门不到放学时间全部上锁，谁也出不去。他们几个回家心切，便从操场上翻墙而出。儿子违纪的事当天就被我知道了，我立即作出决定：给予警告处分，罚款20元，全校通报批评。我也因对孩子管教不严，作出深刻检查，自罚40元，一并通报全校。学校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在教学区吸烟。教职工违反规定不但要罚款，而且要在全校通报批评。教职工的客人在教学区吸烟，主人不制止，谁的客人谁受罚。我是校长，客人最多，没办法，只好在办公室贴上这样的标语：“吸烟是不文明行为，来宾敬茶不敬烟”。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不自觉的人让你防不胜防，在我的办公室里吸烟，结果是他们过瘾，我来埋单。1997年11月，我被列为山西省政协常委差额候选人考察对象，省委组织部派人来临汾考察我，考察组在学校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议开始不一会儿，一位带队的厅级老同志掏出烟来准备点，我指着墙上的禁烟标志客气地提醒他：“对不起，这是无烟会议室，请您受点委屈。”没想到这位瘾君子涎着脸说：“他们不要抽，我可以抽。”他们走了以后，我向财务室交了100元罚款，因为这次吸烟是缘我而起，我应该负全部责任。后来，我没有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与省政协常委擦肩而过，恐怕与这次不识时务的“禁烟”不无关系。
但是人们当初议论的最多的还是我公然宣称“不管饭”的话题。1994年8月9日，临汾市教育局的主要领导同志送我到刘村中学上任。我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今后上级领导来学校检查指导工作，一律请他们到学校食堂吃便饭，饭费超出学校补贴的部分自己付钱。会议结束以后，我请领导们留下来吃午饭，他们响应我的“号召”，没有吃饭离开了。散会以后，我把上届领导班子的同志们全部留下来，请他们到学校食堂吃面条，然后付了50元饭费，算我请客。后来有人说：“方校长请咱们吃了一顿散锅面。”我的“不管饭”的宣言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其中教育局的同志反应比较强烈。听说有人气愤地说：“今后八抬大轿来请也不去刘村中学了！”然而事实上，我的极端政策没能坚持多久。在舆论的压力和同事们的劝说下，我开始管饭了，由校内食堂到校外餐馆，由粗茶淡饭到好烟好酒，由别人代陪到亲自陪同，我从此开始了“入世”的历练。我对老师们说：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选择“内方外圆”的做法。在校内，我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在校外，我是三头六臂，八面玲珑。一个是毫无掩饰的真我，一个是戴着面具的假我。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我必须同时扮演两种角色，请大家理解。
后来，教育局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学校检查工作，我们闲聊时他说：“前些天我们局里的几个人谈论起你来，说方熔以前不管饭，现在管饭了，方熔到底是学好了呢还是学坏了？”他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也一时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现在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一个人成熟的过程，也是学会妥协的过程。妥协是好是坏，不能一概而论，就像刀枪既能屠杀无辜也能结果歹徒一样。作为一名领导者，学会了必要的妥协也就逐渐走向了成熟，这未尝不是好事，但也不全是好事，因为“成熟”也就意味着“纯真度”的降低、“生长点”的减少、“棱角”的磨平和勇气的消退，从而宣告一个领导干部的“可使用期”进入了倒计时。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发明的领导人任期制是非常合理的；现在看来，我在4年以后离开刘村中学也是明智的。
“我们专门给你们刻了一个章子”
我初到刘村中学，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决定把整顿学校纪律和教学秩序作为突破口，并不惜采用“严刑峻法”，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实现学校的由乱到治。为此，我在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同时，重点抓学生的纪律，充当全校的“纪律班长”。我亲自制定了《刘村中学学生日常行为守则》，详细规定了哪些是提倡做的，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准做的，哪些是严禁做的，并辅以具体的奖惩办法。每个新学年开学的第一天，我都要亲自给新生宣讲《守则》，让他们一进刘村中学就清楚学校的规矩，知道来到这里就要做一个讲文明、守纪律的人。
1994年秋季开学，我发现学生中留长发的很多。当天下午，我把全校的100多名男学生全部集合起来，把长头发的一个一个地挑出来，对他们说：“从今以后，我们刘村中学不要‘长毛’，今天是留人不留发，留发不留人，要想继续在这里读书，都得理成短发。何去何从，你们自己选择。”学生们都选择了“留人”，于是我亲自带他们到理发室，全部“就地执行”，理成了小平头。学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校园里乱扔纸屑杂物。虽然经过了多次教育，效果却并不见佳。一天有一名高中学生从教学楼往下扔了两个纸团，被我逮个正着。当天下午，我集合全校学生，宣布对那位违纪学生的处分决定：明知故犯，记过一次。每个纸团罚款50元，两个罚款100元。这一重罚令全场震惊：方校长动真格的了，他要学新加坡的办法了！后来，那位学生交了50元，算是勉强过了这一关。还有一次，政教处干事抓住了几名破坏公物的学生，我责令他们照价赔偿，还要附加一定的罚款。这几名学生大部分都如数交了钱，只有一名学生因为刚从初中毕业，已经回家了，通知了几次家长，人家也不理不睬。干事问我怎么办，我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尼姑。那个学生的妹妹在咱校初一念书，停她的课，让她回去要钱。”可是那位女生回去也要不到钱，于是她找到我说：“我哥哥犯了错误是他的事，我又没有犯错误，为啥不让我上课？”我说：“你们家里的人不讲理，我们拿他们没办法。谁让你们是一家人，只有你能帮我们要到钱。你也是学校的一员，不应该看着公共财产受损失不闻不问。你要来钱马上让你上课。”她哭着走了，第二天就把钱拿来了。狠了狠心，我赢了；但是我也输了：在那个女孩子的心目中，她的校长永远是个不讲理的人了！
可是在那几年里，我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对于不讲理的人不能和他讲理。要看住学校的门户，就不能心慈手软。想当好好先生，趁早从校长的位置上走开！经过艰苦的、持之以恒的治理（其实也是斗争），刘村中学的秩序大为改观，校风校纪明显好转。在近百亩的校园里，几乎很难找到一片纸屑；在晚自习时间，教室里灯光明亮，校园里却静得好像空无一人；全校上千名学生开会，三分钟可以集合完毕，会场上鸦雀无声……客人们对此十分惊讶，问我靠什么做到这个程度，我说很简单，就两句话：“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可是认真有时也会惹出麻烦来。1996学年终考核，一位新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生因为各方面表现不佳，综合考评为“不称职”等级，我让如实报到市里，后来麻烦来了：按照规定，大学生试用期考核不称职，不能转正定级。那位老师苦苦哀求我放她一马，这时我心软了，上3年大专毕竟不容易啊。我找到市科干局的负责同志，赔着笑脸说：“我是自己屙下自己吃，没办法。实在没想到这个结论可能会影响她的饭碗甚至一辈子，能不能通融通融？”那位负责同志说：“我们这些年还没有收到过不称职的结论，所以也没有准备这个章子。前几天还专门给你们刻了一个‘不称职’的章子。我算服了你了！”闻听此言，我不禁大吃一惊：临汾市的5000多名教师从1987年开始评聘职称，至今已经考核了8、9年，总计达4万多人次。在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人次中，竟然只有刘村中学的一个教师不称职！在全市几百位中小学校长中，只有你一个方校长给人家评不称职，只有你一个坏家伙！
这几年我常常自问：那几年你在刘村中学搞的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你的“法”到底是良法还是恶法？从以上几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中，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刘村中学迫切需要解决的不是选择“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没治”的问题。我来了，我治住了，我改写了刘村中学的历史，就这么简单，但也仅此而已。如果还要我解释一下这些行为方式的思想渊源，那么近的便是邓小平的“猫论”，远的则是马丁·路德的思想：“为了最高道德，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我当时带有较大片面性的认识水平，可正是这种片面性帮助我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似乎也可以验证恩格斯的一个观点：片面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我就是要动一动这张桌子”
我知道，整顿秩序只是稳定学校的治标之举，改革开放才是发展学校的治本之策。在刘村中学的4年中，我始终扮演了改革的倡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改革的本质是兴利除弊，是利益调整，也是一场革命。我对老师们说：“改革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鲁迅说过，中国是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地方。但是不改革，我们学校就永远没有希望，就永远是死水一潭。为了刘村中学的发展和大家的长远利益，我就是要动一动这张桌子！”
竞争上岗，优胜劣汰。首先是领导岗位要竞争。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运用教育局授予我的权力进行组阁。我对考试、演讲之类的竞争形式并不看好，而是一看民意如何，二看现实表现怎样。根据这两条原则，几位跃跃欲试的同志都没有被我看中，倒是有几位不够主动的同志进入了我的视野并最终“入阁”了。我把这种竞争称为尊重民意下的实质性竞争，而非“一把手”不敢承担责任的形式主义的“做戏”。我用干部不搞“终身制”，上台的时候就说清楚任期一到就得自动下台，以后用不用你再说。1997年，我组阁的第一届班子任期到了，我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每人送了一块手表，意思是下台的时间到了，留个纪念。事实证明，领导班子到届后集体下台是一种最不容易引发矛盾的过渡方式，也是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接下来就是教师岗位的竞争。这项工作我刚上任搞了一次，第3年又搞了一次，都给教职工不小的触动。1997年那一次，实行全员聘任、拉开档次、双向选择、按劳取酬的办法，改革的力度很大。所谓全员聘任，就是全体教职工在学年结束后、聘任开始前都处于“无岗状态”，谁都需要为下学年的岗位去竞争。所谓拉开档次，就是根据3年来的工作表现（主要是工作成绩）把全体教职工划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4个类别，除不称职者不得聘任外，其他3个类别“按质定价”，参加竞聘。例如，基本称职的教职工虽然可以上岗，但每月的起点工资要少20——30元。所谓双向选择，就是教师可以选择年级组或教研组，年级组或教研组也可以选择教师，聘不上的要待岗或者转岗。所谓按劳取酬，一是按劳动时间计酬，有的教师代的课多，一人可以拿到两个人的工资；二是按劳动质量计酬，干好干坏不一样。竞争上岗的结果，优秀的教师很吃香，极少数不称职的教职工没了岗位。没有聘上的教师中，有的觉得不当老师去管楼道卫生太丢面子，找关系调走了；有的按规定每天去听课学习，月工资下浮100元；还有的请假回家休息，工资扣得更多。通过竞争上岗，教职工们思想有了压力，工作有了动力，学校管理也有了活力，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低评高聘，激励先进。在刘村中学，有一部分比较优秀的教师由于上面分配的指标有限或本人的“硬件”达不到要求，评聘高一级的职称没有机会，多少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从实际出发，决定采取发放“内部粮票”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职务的低评高聘。1996年，我们评出了3位中学一级教师享受高级教师的待遇；1997年，我们又评出了5位中学二级教师享受一级教师的待遇。当然这个待遇是有期限的，期满后优秀者继续享受，不再优秀者到此为止。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样做会“鼓励极少数，打击一大片”。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认为这种做法对“一大片”不是打击，而是激励。水要活起来必须有“势”，这个“势”是由落差造成的。事实上教职工的工作状况早就有了“落差”，而我们的政策取向却在搞“一碗水端平”，这不是在挫伤先进、保护落后吗？
普职并举，一校两制。我到任以后，市教育局允许刘村中学跨区招收初中生，所以初中发展较快，而高中发展相对缓慢。为了扩大高中生源，谋求快速发展，我们在办好普通高中班的同时，先后办起了高中职业班和体育侧重班。考虑到这方面的管理和技术人才比较缺乏，我们对他们实行学校统一管理下的个人承包的办班方式，即招生和教学（包括聘用教师）都由承包人负责，学校从统一收取的学费中留一部分必要的管理费用，其余大部分由承包人支配，节余归己。虽然“一校两制”的做法已为当前的教育政策所否定，但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它对刘村中学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职高班和体侧班的举办，使几百名中考落榜的学生有了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在老师们的悉心培养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学到了一技之长，不少回家后走上了致富之路。还有一部分学生考上了职业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不错的工作。至于有些人对承包人“挣钱太多”的议论，我的态度是：第一，只要对学校有好处，就应该鼓励人家靠勤劳智慧挣钱；第二，机会均等，谁有本事谁来办，不要见人家挣钱就眼红。
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我到刘村中学以前，全校校级和中层领导干部共有22名，官多兵少，人浮于事，工作效率很低。我当校长以后，把新班子的党、政、工、团干部数量压缩到11名，比原班子的人马少了一半。1997年我组阁的班子任期结束，我又大胆地砍了一刀，把党政班子的人数压缩到不能再少的4名：我兼任政教主任，党支部书记兼任办公室主任，一位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兼任教导主任，另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兼任总务主任。各处室都不设副主任，只根据工作需要聘任若干名干事，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种“扁平式”的管理模式的最大优点就是减少了中间环节，避免了拖拉和扯皮。事实证明，管理人员减少的这一年恰恰是我们工作效率最高的一年。当时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分管教学的副校长都代着一门主课，我除了重点抓好学生的管理工作，一年中还听了100多节课。我听课从来不打招呼，有时在一个班里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有的老师课上了一半才发现我在教室后面坐着。今天听你的，明天也许就听他的，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那几年，刘村中学的“桌子”虽然被我搬动了，但是必须承认，局部改革的成果毕竟是有限的，而改革成果的保持更非易事。后来我终于发现，在现行的体制下，孤军深入的改革只能是潮起一时，浪溅几朵。人来改革兴，人去改革息，我去职以后，刘村中学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我还发现，我在刘村中学推行改革的过程竟是在和教职工们“搏弈”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讲，端着“铁饭碗”的教职工们多数没有改革的迫切要求，对于改革，他们既不反对，也不拥护，你有“七法”，我有“八法”，直到把你磨得没脾气。我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只要权力在握，不管“群众”有多大意见，甚至怨声载道，他们都得跟着你走。但是“跟着走”并不等于齐心协力，更不等于患难与共。走着走着，你就会发现跟上来的人越来越少，“到头来你真成了孤家寡人”。因此即使你真的超凡脱俗、真的出类拔萃，你也终将被改造。鹤立鸡群，鹤必成鸡。
更名·立像·进城潮
1995年春，由我的前任领导班子千方百计筹建的教学大楼投入使用半年以后，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剪彩仪式。刘村中学校友、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郑社奎同志及临汾地、市的不少领导同志莅临祝贺。与此同时，在我的提议下，经市、地、省三级教育管理部门批准，刘村中学改名为“临汾市实验中学”，郑社奎题写了新校名。我之所以要更换校名，一是因为多年的滑坡以后，刘村中学的牌子已经倒了，名声有些臭了，不如改换门庭，重起炉灶。二是变成实验中学以后可以享受一些优惠的政策，多争取到上级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由于各地的实验学校过多过滥，一多便失去了特色，况且多数实验学校徒有虚名，真正搞教改实验的没有几家，因此也得不到上面的实际支持。再说，牌子倒了要靠自己扶，光换块牌子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看起来，我把使用了30多年的校名改掉是有些轻率了。不少老校友对临汾二中、刘村中学这两个母校的名字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如果有可能，还是应该考虑在适当的时候把校名改回来。这个失误肯定是不能由我亲自来纠正了，但是我希望看到将来有人去做这件事情，以体现我们对历史、对传统和校友们感情的尊重。
1998年是刘村中学建校60周年，在筹备校庆活动时，我提出要给学校的创始人张紫高先生塑一个像，以纪念他的开创之功。张紫高是临汾县北刘村人，抗日战争初期，他用自己过去的一笔伤残抚恤金2000块大洋在北刘村的岱山庙创办了“自力学校”，并由小学逐渐发展为中学，开了临汾河西中学教育的先河。对于塑像一事，有的同志不以为然，认为他不就是在一座庙里办了一所小学，没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张紫高是地主成分，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给一个地主塑像合适吗？我说：任何事物和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过程，没有张老先生60年前筚路蓝缕在破庙中办起自力学校，哪有今天的实验中学？张紫高虽然是地主，但他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开明绅士，当年在日寇的炮楼下冒着很大的风险，用终生积蓄兴学育人，有几人能够做到？再说，他后来曾担任过临汾县政协常委，去世后县政协为他在临汾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这还不足以盖棺论定吗？最后，我们花了2万元在学校的小花园里给张紫高先生——刘村中学的第一任校长立了一尊铜像，我以刘村中学第14任校长的身份题写了像名，并在校庆时举行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据我所知，为学校的创始人塑像，在临汾市教育系统刘村中学是唯一的一家，在山西省我至今也还没有听说过。
我是一个略具历史意识的人，我知道所谓“历史”的第一要件就是“证据”。我到刘村中学任职后不久，就请来临汾市电视台的记者，让他把校容校貌作了详细的录像，这盘录像带至今还存放在电视台的资料室。我离任以后，除了写下一些总结性的文字，还把4年的工作写了一个《大事记》，同时把4年当中教职工的去留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我发现，在我当校长的4年当中，刘村中学教职工的流动率是相当高的。1994年8月，全校的正式员工是118名，到1998年8月，有14人退休，35人调走，加起来流动率达到了42%。这些教职工大部分都进了城，形成了自临汾县、市合并以来的第二次“进城潮”。
我的反对派经常在这个问题上攻击我，说在我的高压统治下，刘村中学的好教师几乎跑光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这种说法本身就隐含着一个错误判断，即刘村中学现在的老师中没有好的了，就说那些调走的同志，又岂能一概而论。我把调走的35位教职工作了一个分析，其中根本不会教学的有12位，而真正能称得上好教师也就是6、7位，仅占调走人员的五分之一。在这4年当中，刘村中学又调进了25名教师，其中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占到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我们还聘用了一批临时代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比较敬业，其中也不乏优秀者。可以说，在我任职期间，刘村中学实现了教职工的一次“大换血”。从整体上看，这4年中调进的教师好于调出的教师，因此这是一次教育生产力的良性更替，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走了那么多的人，刘村中学不但没有垮掉，反而大踏步地前进了。
但是必须承认，上个世纪90年代临汾市城区中学教育对优秀教师的旺盛需求确实对农村中学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人往高处走，年轻人更向往城市的生活，我们有什么理由硬卡住他们不放呢？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曾明确表示：来去自由，学校不和你们做“捆绑夫妻”。但是由于无序的流动对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不得不调整政策，把“来去自由”修改为“在遵守合同前提下的来去自由”，这样，任期为3年的教师聘用合同就具有了刚性，合同期不到要走的，每年得向学校交1000元的违约金，我们用它做为聘请代教的补贴。尽管这样，仍然有不少教师不愿错过难得的进城机会，忍痛交钱走人了。这中间也包括几位优秀的教师，他们过去曾经为刘村中学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临走还得交上一笔“赎身费”，将心比心，我至今仍感到对不起他们。
我离开刘村中学以后，又有10多名优秀教师陆续调进城区学校工作。与此同时，市教育局也源源不断地把大学毕业生分配给刘村中学。这几年，刘村中学的校长已经换了3位，老师中的新面孔也越来越多，刘村中学真正“新桃换旧符”了。对于刘村中学目前教师的整体水平，我真的没有发言权了。看来，只要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并在逐渐扩大，只要政府对城乡教育的统筹没有真正到位，刘村中学，还有更多的农村学校就只能在临汾市基础教育的“第三世界”中艰难跋涉，就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充当城区学校的教师培训基地和人才储备库，就只能是“后娘养的孩子”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掌声为谁响起
1998年5月，临汾市四套领导班子酝酿换届，我被确定为党外副市长候选人（我已从1991年起当了2届市政协副主席）。7月底，在临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中，由于极不正常的竞争环境，我落选了。一怒之下，我辞去了刘村中学校长的职务，去省城一所民办学校当了校长。我走的时候表示，我早就想体验一下另一种体制下的生活，我的工作和工资关系都不必保留了。但是临汾市委和市教育局都不支持我彻底“下海”，学校把工资按月寄往太原。这一年教师节，已不在临汾工作的我再次被授予“临汾市十佳校长”称号，不久，临汾地委、行署也再次授予我“临汾地区优秀专家拔尖人才”称号。
1999年4月，临汾地委再次确定我为临汾市党外副市长候选人，我从省城回到了临汾。“五四”青年节前夕，此时名义上还是实验中学校长的我提出回学校给学生们作一次关于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学校安排了这次活动。5月3日下午4时，当我出现在刘村中学大礼堂舞台上的时候，全场突然爆发出异常热烈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持续了大约3分钟才慢慢平息下来。面对1400多名学生和百余位老师的热情接纳，我的眼睛湿润了。
1999年7月，我被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2000年7月，临汾市启动教育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我以民主党派督查组组长的身份参与了这项工作。8月9日下午，我们到刘村中学检查改革工作。当时，全体教职工在会议室等候我们，一位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走在最前面，我走得比较靠后。当我走进会议室时，会场上又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人还边鼓掌边说：“欢迎老校长！”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这几年里，我的耳畔时常响起那两次难忘的掌声。但是这掌声带给我的不全是激动，更不是陶醉的沾沾自喜。我问自己：你在刘村中学“一意孤行”了4年，干了多少“不得人心”的事啊：很多老师轻松惯了，你像周扒皮一样地逼着他们早起晚睡，不能偷懒；不少学生散漫惯了，你用严格的纪律给这些“野马”戴上了“笼头”，不得自由；好些同志苦熬了个一官半职虽然没啥实权但至少也是个心理上的安慰，你却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悉数“削职为民”；全市、全省几乎所有的公办学校都在计划经济的襁褓中酣睡，你却把改革的“冲天大火烧了一把又一把”，搅得人心不宁……在这4年当中，你得罪了多少领导和群众，伤害了多少同志的感情！鲁迅说过，他攻击整个社会，如一箭之入大海，并无人理睬；假若攻击社会的某一分子，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而你的“攻击”正是冲着一个个具体的“分子”，每一个动作几乎都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难道你不懂人心易失、众怒难犯吗？
但是刘村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似乎都没有在这些方面和我过于计较，仍然把热烈的掌声给了他们已经去职的校长。“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一个干部从领导岗位上离开以后，他治下的“臣民”对他可以不再行悖情之事，不再出违心之言。距离产生真实，时间过滤虚假。老百姓对为官者的评价，最后竟可以简单到如同小孩子看电影时爱问的两个词：好人？坏人？
掌声为我响起。这4年，我把刘村中学当成了自己的家，不，比我的家还要“家”，她是我的事业所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无论风雨寒暑，我是学校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人之一。每天晨曦初露（冬天是夜色茫茫），我就来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早操；下了晚自习，我要亲自检点学生入睡，常常要到十一、二点才能离开。在刘村中学的4年，我基本上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有一个大年初一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学校的建设，我既是“设计师”，又是“施工员”，还是“泥瓦匠”。拆除旧灶房，我和青年教师一起轮大锤；翻修大礼堂，我和总务主任冒着危险爬房顶；校园搞绿化，我陪班主任们彻夜浇水到天亮；修筑学校围墙，我拿起瓦刀，和职工们轮班干了整整一个多月……
在学校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使出浑身解数，找市长、跑省城，求企业，请家长，通过各种渠道为学校争取“外援”。一次我去太原找关系，身上只带了500块钱，正好碰见亢东升局长。我实话实说，他心生怜悯，替我付了请客的钱，回来后成为笑谈。那几年找领导，自己的事总是羞于启齿，公家的事却往往“恬不知耻”。4年下来，学校基建和购置设备的资金超过了100万元，而且基本还清了我上任时接手的30万元欠债。我终于可以对着全体教职工毫无愧色地说一声：“我们这一任班子给咱学校过下光景了！”
我的小儿子在刘村中学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依靠我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到临汾一流的学校去读书。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全校的师生都看着我，看我对刘村中学有没有信心。我对儿子说：“你得支持爸爸一下。上不上重点中学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天赋和努力。”懂事的儿子留下了。他虽然很努力，仍然在应届高考中落榜了。他从电信局的查分台获知自己落榜的消息是1998年7月28日，星期六，那一天也正好是我在人代会上落选的日子。我说：“今天成了咱方家的‘黑色星期六’了。”父子相视而笑，一切尽在难言中。
这一切，刘村中学的老师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里有杆秤。虽然封闭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相对保守，但这又使他们保存了较多的纯朴、善良和真诚。为了刘村中学的复兴，他们尽心尽力地支持、配合着校长的工作，即使在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也默默地承受着来自领导的公正或者不公，没有一个出来闹事，没有一次让我下不了台。有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为了刘村中学，我在牺牲，我在奉献，我渴望成功，而老师们同样也在牺牲，也在奉献，但百年以后，谁来为他们树碑立传？难道他们只配做“1”后面那一个个的“0”？
掌声不全为我响起。那如潮的掌声既是全校师生对我们曾经一道走过的那一段历史的记忆和怀念，更是对刘村中学明天的预约和期盼。掌声记录历史，掌声也昭示未来。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掌声能在刘村中学的校园里一次、两次……不断地响起，而不要成为她历史上的绝响。对我而言，在刘村中学有限的成功属于“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对于聪明而勇敢的后来者，抉择不必再是冒险，成功也无需全靠运气，他们应该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干得更为出色，从而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工作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可能会犯下不少错误，干过好多蠢事，但总该留下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被这个地方或单位的历史正面记载。这样，当回首那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全是懊悔和羞愧，而是常怀思念之情。
谢谢你，我的母校——刘村中学，感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在你的史册上写下了两个幼稚但却是大写的字：方熔。
2004年8月
10年前，也就是1994年8月，我被临汾市（现尧都区）教育局任命为刘村中学校长。到1998年8月辞去校长职务，我在刘村中学工作了4个年头。乌飞兔走，光阴如梭，弹指间10个春秋已经逝去。回首往事，感慨良多。在第2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写下这些总结和反思的文字，为自己，也为我所钟爱的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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