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性工资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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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程实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消费倾向则是理解消费者行为的关键。长期性工资增长与一次性补贴两者在收入性质和消费者预期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因此也可能对边际消费倾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从学理上来看,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其被认为是可持续获得的“持久性收入”,而非短期或意外所得。同时,心理账户理论也强调了消费者对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收入会进行不同的分类和管理,从而影响其边际消费倾向。
基于这两个理论框架,我们发现长期性工资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大于一次性补贴。
若可兼顾不同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点,将短期补贴与长期增长相结合,短期涟漪瞬获其益,长期脉动久积厚功,形成更具活力与韧性的消费市场,进而在宏观层面带来显著且持久的消费内生动能的释放。
长期性工资增长对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弗里德曼(Friedman)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消费者通常会根据其对未来收入的稳定预期来安排当前消费,因而对于中等收入人群而言,持续且稳定的工资上涨便成了影响其边际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
持久收入增加所带来的“财务安全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等收入家庭在评估自身财务状况时,往往更倾向于将稳定的工资增长视为具备可持续性的收入来源,从而在大额消费(如改善性住房、子女教育、耐用品更新换代)上投入更多资金。
与此同时,工资的持续增长不仅在客观上拓宽了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空间,也强化了他们的消费预期和信心。短期可能表现为较高的储蓄行为,但这种储蓄行为或与大型消费支出呈正相关,即高储蓄率并不意味消费不足,反而能够在关键时刻释放出较大规模的购买力。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性工资增长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显著提升,还与该收入阶层所承受的生活、工作模式密切相关。中等收入人群既有改善生活品质的渴望,也会担心一旦工资停滞或波动,会影响购房贷款、子女教育或养老计划的执行。当工资实际呈现稳定而持续的上升时,这部分人群就会倾向于加大即期消费,为家庭的全面升级(如购买改善型住房、选择更优质的医疗保障方案等)提供资金支持。因此,长远来看,这也会使其边际消费倾向保持在相对高位。可以说,持续而稳定的工资增长为他们提供了可预见性的现金流,大额消费决策和生活品质提升计划也就更容易付诸实施。
一次性补贴对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小于长期性工资增长
如果仅是一次性的“意外所得”,消费者则更可能选择储蓄或谨慎性投资,而非立即大规模地提高消费。Al Gahtani等(2020)的研究发现,尽管收入和财富均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但长期来看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95,而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约为0.06。具体而言,假设收入出现1%的正向冲击,那么第一年会带来0.13%的额外消费增量,一年后升至0.50%,而从长期来看可达到0.95%;若财富出现1%的正向冲击,则会在初期导致消费减少0.02%,但在第一年会有0.03%的正向效应,长期则可达到0.06%。相比之下,长期性工资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更显著。
同时,心理账户理论(Mental Accounting)对这一现象也有所解释。如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所指出,人们通常会对不同性质的收入或支出进行分类,并以此构建心理账户。也就是说,当消费者将一次性补贴视为“意外之财”时,他们往往将其与日常生活的稳定收入账户相区别,可能将这笔补贴用于短期金融理财、应急储备,或仅在特定情境下进行非持续性消费,如小额旅行、节日礼品开销等。
可见,稳定且可预见的工资增长是触发中等收入人群边际消费倾向提升的关键。一方面,这种稳定来源可以减轻家庭对未来经济压力的担忧,从而更加放心地进行大额支出。另一方面,工资持续增长往往还与职业晋升、技能提升挂钩,这种正向反馈能够进一步强化家庭对未来收入稳步提升的信心。
因此,从政策角度出发,若仅仅依赖一次性补贴来刺激中等收入家庭的消费增长,效果往往不如持续提高工资水平。在培育有效内需的大背景下,如何为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更具确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增收渠道,例如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薪酬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等领域施加更大力度,以确保中等收入者拥有稳健的、长期向好的收入预期,或将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更为持久而深远的拉动作用。
低收入人群对一次性补贴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
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低收入家庭的生存压力相对更大,一次性补贴在他们的日常预算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其次,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可预期、可持续的工资增长才是影响其消费或投资决策的关键变量。
实证结果也印证了这一推论,Johnson、Parker及Souleles(2006)发现税收退税能够刺激家庭消费支出,家庭会将税收退税的约三分之二用于消费,三分之一用于储蓄。其中,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将更多的税收退税用于消费,而高收入家庭则倾向于将更多的退税用于储蓄。
此外,一次性补贴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较小。Shapiro和Slemrod(2003)发现耐用品支出在消费选择中占比较低,大多数人选择用于日常开销。Johnson、Parker及Souleles(2006)也发现一次性补贴通常在当季拉动的耐用品消费增量相当有限,远低于稳定性更高的工资收入上涨所能带来的消费支出增长。
事实上,耐用品消费之所以对收入稳定性要求更高,也与此类商品价格相对昂贵、使用周期长、后续支出潜在风险大等特征密切相关。例如,购买汽车不仅需要支付首付和月供,还要承担后续的保险、维修保养费,因此对于未来收入预期稳定、消费信心充足的家庭而言,大笔支出较低概率地造成后续潜在的财政压力。
由此可见,一次性补贴“不确定性”“暂时性”的特征,会让中等收入家庭在面对耐用品购置时,对后续所需肩负的经济责任有所权衡。
就政策实践而言,兼顾不同收入阶层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特点,有助于持续释放内需潜能。低收入群体对一次性补贴的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而高收入群体对工资的持续上涨则更为敏感——共同构成了居民消费边际变化的多元图景。
一方面,短期涟漪瞬获其益。一次性补贴能够在短期内带来积极效果,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其对补贴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能更快转换为即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长期脉动久积厚功。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就业机会、优化职业发展路径等措施,为居民提供可持续的增收空间。当他们对未来财富积累和收入前景更为乐观时,才更愿意投入更多资金到耐用商品之上,进而在宏观层面带来显著且持久的消费增长。
从学理上来看,持久收入假说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其被认为是可持续获得的“持久性收入”,而非短期或意外所得。同时,心理账户理论也强调了消费者对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收入会进行不同的分类和管理,从而影响其边际消费倾向。 基于这两个理论框架,我们发现长期性工资增长对边际消费倾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大于一次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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